戰爭是存在各種基地的，比如“糧草基地”，“能源基地”，那是因為戰爭具有唯一的價值標準——前線取勝。前線取勝意味著一切，如果失敗了，那么所有的投入就全打了水漂。所以，保證前線成為了唯一的追求目標。

但是經濟的發展顯然不是這樣，經濟發展講究的是質量、效率與發揮各個地區的比較優勢。能源富集地區發展能源產業是稟賦優勢。

一個地區不需要成為另外一個地區的“基地”。一個地區即使需要通過大量的進口與調入滿足自身的能源需求，也不需要并且在道義上也不能把任何其他地區變成“基地”。

此外，通過說明政策的有效性，從而論證政策合理性的做法仍大量存在。

政策的合理性(比如，任何政策都是有成本的，政策的合理性不在于是否有效，有收益，而在于是否收益大過了政策成本)、合法性(無追溯、刑罰對應、獎罰適當等)的論證仍舊在很大程度上缺失。

問題之三，規劃面臨不確定性的宏觀經濟環境，設定不具有時空穩定性。

比如，因為水電能減排、發電成本低(并不必然意味著用電成本低，比如外送2000公里)，所以是“好”的；“好”的就要“積極發展”；積極發展意味著克服各種困難也要大力開發、使用。

在這種思維方式的作用下，很容易對“好”的獎勵過度，而對所謂“壞”的懲罰過度。這本質上是對連續問題的“二值簡化”，產生了結論與邏輯上的錯誤。

再如，對處于學習階段的風電、光伏的支持力度下降的設計(補貼的理由在于下降潛力，這具有充分的理論依據)，完全不體現除了時間之外的其他任何變量，在短期內就會與現實的發展出現不一致，而導致執行困難。

如何消滅“戰場指揮官”型的規制范式？

要消滅這種“戰場指揮官”的產業規制范式，以下的工作似乎是必須的：

明確規劃的編制范圍。

完全市場競爭領域的規劃沒有必要。只有存在外部性的領域才需要編制規劃，包括負的外部性與正的外部性。

前者比如，大氣污染的不同區域間的聯防聯控，以及世界各國對各方面影響巨大的大水電與核電項目的政府審批控制；后一個比如，電網/油氣管網的主干網走向設計與連通等。這將有利于形成一個更加規范與更大的市場，促進市場的公平競爭。
   　顯性處理不確定性。

從全社會與政府公共政策視角，“2020年的電力需求是多少”，這甚至就不是一個正確的問題(當然，對市場中的企業，這是有意義的，因為企業的投資決策，需要選擇并承擔風險。這屬于視角不同范式不同的問題)。

能源與經濟系統都是開放的系統，人們的行動與政策的作用永遠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