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關于印發能源發展“十二五”規劃的通知

　　“十一五”時期，我國能源快速發展，供應能力明顯提高，產業體系進一步完善，基本滿足了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為“十二五”能源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能源供應能力顯著增強。一次能源生產總量連續五年位居世界第一，2010年達到29.7億噸標準煤；電力裝機規模比2005年增長將近一倍，達到9.7億千瓦，居世界第二。
　　清潔能源比重逐步增加。2010年，我國水電裝機規模達到2.2億千瓦，位居世界第一；核電在建規模2924萬千瓦，占世界核電在建規模的40%以上；“十一五”時期新增風電裝機規模約3000萬千瓦，2010年并網規模位居世界第二；太陽能熱水器集熱面積繼續保持世界第一。
　　能源重大科技專項順利實施。資源勘探開發、加工轉化技術水平顯著提高，重大裝備自主創新能力進一步增強。年產600萬噸煤炭綜采成套裝備實現國產化，深海油氣鉆井平臺建造取得重大突破，具備了百萬千瓦級壓水堆核電站自主設計、制造、建設和運營能力，掌握了大型風電設備制造技術，特高壓等先進輸電技術研發應用居世界領先水平。
　　節能環保成效明顯。“十一五”時期，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19.1％，電力行業實施“上大壓小”，單位火電供電標準煤耗下降37克，脫硫機組比重持續增加。
　　能源國際合作穩步推進。境外能源資源開發取得新進展，西北、東北、西南和海上四大能源進口戰略通道格局初步形成，我國在國際能源事務中的作用逐步增強。
　　煤電油氣運保障協調機制逐步完善。國家石油儲備規模逐步擴大，應急保障能力不斷增強，有效應對了汶川地震、玉樹地震和南方雨雪冰凍等特大自然災害，保障了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等重大活動成功舉辦。

 第二節面臨形勢

　　“十二五”時期，世情國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世界政治經濟形勢更加復雜嚴峻，能源發展呈現新的階段性特征，我國既面臨由能源大國向能源強國轉變的難得歷史機遇，又面臨諸多問題和挑戰。
　　從國際看，全球氣候變化、國際金融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地緣政治等因素對國際能源形勢產生重要影響，世界能源市場更加復雜多變，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
　　一是能源資源競爭日趨激烈。一些發達國家長期形成的能源資源高消耗模式難以改變，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加快，能源消費需求將不斷增加，全球能源資源供給長期偏緊的矛盾將更加突出。未來十年，發展中國家能源需求增量占全球增量的85％左右，消費重心逐步東移。發達國家竭力維護全球能源市場主導權，進一步強化對能源資源和戰略運輸通道的控制。能源輸出國加強對資源的控制，構建戰略聯盟強化自身利益。能源的戰略屬性、政治屬性更加凸顯，圍繞能源資源的博弈日趨激烈。
　　二是能源供應格局深刻調整。作為全球油氣輸出重地的西亞、北非地區局勢持續動蕩。美國和加拿大頁巖氣、頁巖油等非常規資源開發取得重大突破，推動全球化石能源結構變化。美國出臺了《未來能源安全藍圖》，提出“能源獨立”新主張，加大本土能源資源開發，調整石油進口來源。日本福島核電站核泄漏事故不僅影響了世界核電發展進程，而且對全球能源開發利用方式產生了深遠影響。歐盟制定了2020年能源戰略，啟動戰略性能源技術計劃，著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世界能源生產供應及利益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調整和變化。
　　 三是全球能源市場波動風險加劇。在能源資源供給長期偏緊的背景下，國際能源價格總體呈現上漲態勢。金融資本投機形成“投機溢價”，國際局勢動蕩形成“安全溢價”，生態環境標準提高形成“環境溢價”，能源價格將長期高位震蕩。發達國家能源需求增長減弱，已形成適應較高能源成本的經濟結構，并將繼續掌控世界能源資源和市場主導權，能源市場波動將主要給發展中國家帶來風險和壓力。
　　四是圍繞氣候變化的博弈錯綜復雜。氣候變化已成為涉及各國核心利益的重大全球性問題，圍繞排放權和發展權的談判博弈日趨激烈。發達國家一方面利用自身技術和資本優勢加快發展節能、新能源、低碳等新興產業，推行碳排放交易，強化其經濟競爭優勢；另一方面，通過設置碳關稅、“環境標準”等貿易壁壘，進一步擠壓發展中國家發展空間。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面臨溫室氣體減排和低碳技術產業競爭的雙重挑戰。
　　五是能源科技創新和結構調整步伐加快。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競相加大能源科技研發投入，著力突破節能、低碳、儲能、智能等關鍵技術，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搶占新一輪全球能源變革和經濟科技競爭的制高點。高效、清潔、低碳已經成為世界能源發展的主流方向，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氣在能源結構中的比重越來越大，世界能源將逐步跨入石油、天然氣、煤炭、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并駕齊驅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