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受理企業債券發行的5號窗口，工作人員說，“除了接收材料外，每周一和周二會和券商、企業做一次兩小時左右的當面溝通，當面了解企業財務基本情況，并做充分論證”，政務大廳內，專門安排了兩間會談室便于會談。林念修說，“企業債的業務很多，以前在發改委辦公室人多，很擠的，現在這里環境好多了”。
政務大廳內還單設了一間視頻會議室，可以通過視頻會議聯絡其他部委以及地方發改委。這些來自8部委的官員們在現場議論說，“這個做法是取自民間。連海底撈都是兩地邊涮火鍋，邊視頻聊天了，我們有時候卻連開會都開不了。”這個最初以計劃委命名的中國最具權勢部委，如今準備學習采用最新鮮的方式開會。
通過政務大廳，國家發改委為審批時間設定了法定時限，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林念修說，“除去評估咨詢時間，我們所有行政審批要求在20天內完成”。這在過去簡直不敢想象。長江證券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師表示，為企業發債跑了很多次國家發改委，但從不知道發改委的審批是有時間限制的。
此前，這位分析師向國家發改委遞交企業債審批材料的地方也很獨特，那是一家離發改委不遠的一個毫不起眼的飯店。
四、現在，這個強勢部委似乎堅定了態度要革自己的命。在新設立的政務大廳左面墻上掛著三行醒目的紅色大字——“陽光審批、政務公開、主動服務”。工作人員強調說，這是原創的，經國家發改委黨組審定的口號。它是國家發改委的改革宣言。
但國家發改委仍然不滿意。林念修說，“我們大廳里缺一些展示發改委文化的東西，我們要把品牌打出來。清華有清華的校訓，復旦有復旦的校訓，發改委的文化是什么?我們正在總結。”這個文化的確不太好總結，因為長期以來，這個部委給外界留下的印象太根深蒂固了，要打碎它并不是提出一個標語口號那么簡單的事。
曾經，國家發改委門前車水馬龍，人流涌動，時常可以看到官員或企業模樣的人夾著一沓沓材料在傳達室門口等待，也不時會看到聚集在一起要求向領導“反映問題”的民眾。
類似景象在2009年-2012年的“四萬億刺激計劃”期間達到高峰。2012年5月24日，廣東湛江市市長王中丙為這個大院的權力文化提供了最生動的標記：當他走出這個大院時，抑制不住激動地在38號院門口親吻一份等待了34年的批文。這種景象被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自己簡稱為“跑部錢進”，他說，“發改委要做的改變，就是要解決這種現象。”
這座大院里曾經的權力文化，讓外界抱怨不已，人們形容國家發改委說，“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這里曾經滋生了諸多讓人厭惡的官僚和僵硬作風，也催生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的貪腐大案。
12月9日，江蘇省鎮江新區航空航天產業園管理委員會主任顧珣是第一次來到這個嶄新的政務大廳，不過，也是眾多到國家發改委報到的“跑部者”之一。對他而言，為拿到項目的審批，反復進京是常有的事。他說，“以前，你去找他，他不一定能夠在那個時間有空給你核對，可能跟你打個招呼，你先放我這兒，抽空的時候來核對，決定是受理、退回，還是補材料”。
盡管現在不用擔心受理時間了，當天，在政務大廳內等了一個小時的顧珣還是跟工作人員提了新的意見，“因為報了很多項目核準的材料，但是工作人員要當著面錄入，錄入時間很長的，他們一個材料要出具一個收件證明給我。其實一個個核對一下打鉤不就行了?還要讓人在這里等你錄入”。
這個任務繁重、職責龐大的機構總會迎來各類指責，不過，這一次它沒有推諉，政務大廳工作人員耐心地聽取意見，并表示會努力改善。
五、林念修進一步向中央督導組解釋政務大廳的功能說，“第一，我們方便審批，公開透明，第二，要從大數據里找規律。這是個好的開端，我們希望了解大家關注的熱點問題，讓我們工作能更有針對性”。
在國家發改委系統內人士看來，是反腐和改革的雙重壓力，加上國家發改委新領導的工作作風共同推進了政務大廳的設立。
12月12日，國家發改委宏觀院投資體制政策研究室主任吳亞平對經濟觀察報說，設立政務大廳是大勢所趨，而且很多地方都搞政務大廳，把政府所有審批權限都集中在一個窗口統一辦理，有利于提高效率。以前可能覺得無所謂，要不要大廳，反正他寄過來送過來都一樣，沒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三中全會提了改革的要求，設立市場權力清單，各部門按照國務院分工進一步提高透明度，把手里的審批流程向外公布，這也都是必然要求。
國家發改委對自身變革的期待，不僅僅是設立一個政務大廳。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曾表示，要隨著政務服務大廳的運行，實現國家發展改革委和地方發展改革委的聯網，從中央到地方“一竿子插到底”。他期待與地方發展改革委多互動，多聽取意見和建議，進一步完善大廳功能，便于更好地聯網，上下溝通，上下聯動，搞好審批制度改革，搞好事中、事后監管。
這個機構自1952年成立，當時名為“國家計劃委員會”。此后歷經多次機構改革，最終演變成今天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這個機構的歷史上，先后經歷了李富春、余秋里、姚依林、宋平、鄒家華、馬凱等中國經濟領域里深負經濟管理才干和思想的政治家，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曾是重要的國家領導人之一，自身命運和這個國家的經濟體制一樣充滿沉浮變遷，他們大多充滿了改革的沖動和渴望，推動著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
新一屆政府成立之后，啟動了最近20多年來中國最大規模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核心是重劃政府與市場的邊界，讓企業和市場做主，政府加速從具體經濟事務中抽離。同時，決策層對待經濟增長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粗放型的高增長模式成為過去，新常態成為被普遍接受的事實。
2014年12月11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總結稱，中國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產業組織新特征。這些深刻發生的變化要求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手段也要發生變化。那些帶有計劃性質政策安排或干預將會逐步弱化，一股新型的市場力量需要再次崛起。
在這個急劇變化的幕景下，隨著新一輪大規模改革的推進，國家發改委迫切需要再完成一次自身的變革。其實，這個貫穿了中國62年歷史經濟體制進化史的政府機構，對變革并不陌生。
吳亞平說，轉變政府職能，從管理型政府轉向服務型政府，從更多重視前期審批，到更加重視事中事后的監管，這次改革是大勢所趨，也是三中全會的改革要求。同時，發改委需要強化宏觀調控職能，這也是國務院賦予發改委的一項重要工作。
在吳亞平看來，完成這些轉變的標準是，發改委的權力清單是否很透明，權力范圍是否能夠得到很好的監督，另外是否承擔了相應的責任，是否有完善的責任追究機制和責任倒查機制，如果做到這三條就是一個很好的服務型政府。
一眼看上去，政務大廳顯得公開透明，服務熱情。每位走進政務大廳的人都將得到微笑引導，手續辦理完成后，工作人員還會主動詢問意見。這些被派任到政務大廳的國家發改委工作人員在今年11月份經過了為期兩周的上崗培訓，以便適應法規、程序以及服務禮儀。
這個大廳里充滿了現代化的電子設備和工作氣氛，這讓它與它所在的這幢擁有幾十年歷史的磚灰色建筑形成了對比。它像是一個鑲嵌在堡壘上的嶄新的窗口，里面是曾經的“小國務院”，外面是一個正在孕育著財富生機的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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