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應該明白，2016年中國經濟盡管最終可能錄得6.7%左右的增長，并且在前三個季度的增速均為6.7%，但這絕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經見底。

　　

　　

　　筆者關注到一些學者對于“6.7%”這個數字已經表現出了極大的樂觀，預測“L”型轉折點到來的人逐漸增多。這是一種非常危險和短視的觀點。

　　

　　

　　必須指出，中國經濟所謂的“L”型，絕不是經濟增長數字停止下滑，而是通過供給側改革，完成結構調整和動能的轉換，也就是，完成發動機的轉換。

　　

　　

　　我個人總是覺得，中國很多學者對于“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巨大轉變仍然缺乏認識，從中國經濟的大周期而言，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事實上已經進入到和過去迥然不同的“無人區”，必須轉換思維思考中國經濟：

　　

　　

　　其一，必須轉換對中國經濟速度的認識思維。中國經濟在經歷30多年近乎兩位數的增長之后，經濟增長的歷史規律和各種約束條件明白無誤的證明，中國經濟已經告別高速增長期，這已經為中國經濟過去6年的事實所證明，那些輕言中國經濟還能以8%以上的速度增長20年的觀點既違背事實，也缺乏任何理論根據，必須清醒地明白，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不可能反彈，目前6.7%的增長仍然算很高的速度；

　　

　　

　　其二，必須轉換對中國經濟未來的國際環境變化和流動性變化的認識思維。金融危機以來8年全球貨幣放水的日子正在結束，隨著美聯儲啟動10年以來的第二次加息，強勢美元回歸，全球流動性轉折點正在到來。對于中國而言，強勢美元的回歸，不僅意味著中國貨幣政策也要被動收縮，更重要的是，強勢美元導致資本流出中國的速度加劇，在房價經歷了一次劇烈的泡沫運動之后，中國貨幣政策面臨真正的囚徒困境；

　　

　　

　　其三，必須認識到中國紅利周期已經結束。過去30多年中國賴以快速增長的很多紅利要么消耗殆盡，要么今非昔比，人口紅利、資源和環境紅利以及中國的追趕型增長模式，都已經到了極限；

　　

　　

　　其四，必須轉換對中國經濟系統性風險認識的思維。2017年是真正的風險之年，過去8年，中國主動被動加杠桿的行為迄今為止沒有進行一次徹底的清算，某些領域變本加厲。

　　

　　

　　杠桿成為中國經濟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影子銀行、政府和企業債務、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等各種高杠桿的風險都成為危險系數極高的因素，而人民幣貶值和資本外逃成為當下中國經濟新的高風險因素。處理不慎，不排除發生系統性的風險。

　　

　　

　　筆者同意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明年的定調：一是強調“穩”是大局，二是特別強調風險思維。會議多次提到風險，比如“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著力防控資產泡沫，提高和改進監管能力，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在特朗普上臺后，中美之間也許不一定發生貿易戰，但貿易摩擦的加劇是必然的。等等，這絕非無的放矢。

　　

　　

　　控制風險是明年經濟工作的頭等大事，只要不發生系統性風險，中國就能按照計劃深化供給側改革，一旦發生系統性風險，供給側改革將無從談起。筆者認為，和過去相比，除了經濟領域的風險，包括房地產泡沫、企業債務等，2017年的突出風險還有三：

　　

　　

　　第一，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危機。2016年民間投資斷崖式下滑的背后，本質上是信心問題，對中國經濟、中國改革、中國未來的信心開始動搖，這是最大的風險，信心的喪失會引發連鎖反應。挽回民營企業家對中國經濟的信心，需要從改革的真誠、從改革的不動搖、從保護他們的人身財產安全，以及預期入手。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多次提到穩定民營企業家的信心，這是對的，但需要從制度和改革的真誠上入手，過去改革形成的共識千萬不能顛覆，左的做法千萬不能還魂，否則，難以讓企業家安心；

　　

　　

　　其次是人民幣匯率問題，人民幣對美元的持續貶值其實是經濟大周期轉換的結果；

　　

　　

　　三是資本外逃問題。筆者最近一直強調，資本外逃必須高度重視，資本外逃是一個綜合信心指數，外逃的不僅是資本，還有人，還有未來和希望。必須有智慧的應對，既不引發恐慌，同時能夠遏制流出加速的情況。

　　

　　

　　筆者對中國經濟長期不擔心，就中國經濟的長周期而言，中國經濟的上升周期還遠遠沒有結束，特別是未來3年，作為改革紅利釋放的最佳時間窗口，以及供給側改革的高峰期，一定會給很多產業帶來新的機遇。但關鍵，是穩定國人信心，穩定企業家信心。而穩定信心的關鍵是改革回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基調，回到過去三十多年形成的共識。只要改革不出問題，形勢再復雜，再危險，都有辦法趟過去。

　　

　　

　　再次感謝各位一年來的陪伴！

　　

　　

　　祝大家元旦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