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這次的共同行動也彰顯：在人類步入低碳時代的大門即將敞開之際，兩個大國也在暗中爭奪未來低碳經濟的主導權。

　　就在本周一，美國能源部長朱棣文在克萊姆森大學的一次研討會上的表示，將美國參與這場未來主導權爭奪戰的迫切心情表露無遺。他在會上對商界、政界領袖以及專業人士稱：“美國有機會領導世界進行新的工業革命。”但他又說：“我們在清潔能源的競賽中落后了……中國一個月在清潔能源的投入就達到90億美元……中國在高科技制造業領域已趕超美國和歐洲。美國沒理由把在高科技制造業領域的地位拱手讓人。”

　　朱棣文稱，美國必須減少對進口石油的依賴，并在2050年前將碳排放量減少80%，抗擊全球變暖趨勢。 　　

　　“氣候牌” 與“低碳功”

　　而對中國來說，抓住哥本哈根大會和低碳經濟發展的機遇推動國內能源結構轉型，更是一次至關重要的戰略選擇。如果這次不能抓住機遇，則可能失去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的最好機會。

　　事實上，低碳經濟的發展將導致以低碳為代表的新技術、新標準及相關專利的出現，最先開發并掌握相關技術的國家將成為新的領先者、主導者乃至壟斷者，其他國家將面臨新的技術壁壘。而發達國家由于早已完成工業化，碳排放量呈下降趨勢，在節能減排技術上擁有絕對領先優勢，未來也可能借低碳經濟再次拉開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

　　武建東認為，中國也應對減排目標的達成設置限制性條件，并保持一定的機動性，此外還應與歐盟和美國達成清潔能源技術合作的協定。

　　而在國內，中國則應努力兌現承諾，以實際行動達成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

　　中國資源綜合利用協會可再生能源專業委員會主任朱俊生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無論是40%-45%的減排目標還是15%的非化石能源發展目標，要真正實現都有很大難度，都需要政府進一步加大發展力度。

　　“此外還有一些制約因素。在非化石能源中，水電與核電的建設周期都比較長，其中，水電還涉及一個移民的問題，核電則會面臨裝備‘上不去’的問題。而風電盡管條件比較成熟，但仍存在上網滯后的問題，至于光伏主要受制于成本壓力。”朱俊生說。

　　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常務理事、河北省保定市低碳城市研究會會長馬學祿則向本報記者指出，作為此次減排目標的配套措施，中國應對能耗高的企業進行能源審計，同時開發能源消耗數字地圖，通過尋找中國的能耗大戶來監督它們減少排放、降低能耗的措施。

　　他同時提醒，在國務院提出的“到2020年我國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目標”中，關于森林面積增加的量是相當大的，“比2005年增加4000萬公頃，這相當于增加40萬平方公里的森林面積，這在中國整個國土面積中的占比也是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