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景二
　　接受經濟減速，試圖推動轉型和改革。
　　如果政策上能容忍比目前更低的經濟增速（7%，甚至6%），以下的一些政策取向是可以預期的：
　　1、經濟進入實質性的產能清洗階段，意味著“關廠”將成規模的出現（允許大面積企業倒閉和行業兼并整合）；
　　2、為緩解失業所造成社會穩定的壓力，實施失業補貼政策和加大勞動力再就業培訓的投入；
　　3、政策上開始轉向節制資本和節制諸侯，短線表現出權力將再次向中央回歸，政策的核心不是再行增加地方政府和國有經濟部門的財權，而是相反要約束和節制它們的開支。
　　具體政策可能推出這樣一些方向：反腐；精減機構的大部制改革；整頓龐雜的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以削減龐大的財政補貼和轉移支付；改革發改委職能節制其審批權力；節制地方債務的綜合解決方案以保護銀行體系；并以此為契機推動的央地架構的重新設計（財權和事權的重新界定）；大幅減支以拓展減稅空間。
　　推進國有壟斷部門的改革，特別是國有經濟大幅度退出經營性領域，讓社會資源加快進入管制和壟斷的現代服務業，引入競爭以促進生產率的提高。
　　如此，股票市場可能出現相當幅度的反彈和明顯結構性機會，確定性增長前景的行業，將獲得顯著的超額收益。
　　因為這些政策或使得股票從DCF的估值框架的分子和分母兩方向都獲得支撐因素。
　　只有進行實質性的“關廠”，工業品價格才能結束下跌趨勢而趨于穩定，競爭性企業盈利水平（ROE）才能真正止跌回升。一是因為實際供給的下降，二是因為總需求下降而致生產要素成本下降（包括原材料以及勞工成本）。
　　從中長期看，支持出清的政策使得該死的死掉，釋放出資源和要素，新生的供給面才能獲得更快、更多的重構的機會，走出新的增長周期。
　　所以從這些政策所表現出的新一屆政府推進改革和轉型的決心，將明顯改變經濟主體的風險偏好。有利于風險溢價的顯著縮小，從而改變折現率來提升估值中樞。
　　如果政策上能接受更低的經濟增速，固定收益投資則蘊育著機會。因為政策基調將向2012年5月份之前的狀態的回歸：即對投資擴張保持抑制態勢。
　　同時，或開始清理龐大的影子銀行部分：鑒于目前影子規模巨大，允許違約事件無序出現的可能性極低，但至少要開始抑制規模進一步滾大，同時推動理財資產無可避免的要回表。
　　降息的可能性會上升：如果政策開始實質性推動改革，意味著短期財赤上升不可避免（一是減稅；二是維穩的失業補貼等等），政府有降低財政成本的動機。當然，經濟減速和通脹下行本身也在拓展減息的空間。
　　場景三
　　僵持與博弈，一如既往地膠著。
　　新一屆政府不會或也沒有能力再在基建和投資鏈條上釋放過量錯配的訂單，但礙于原有模式利益關系的固化，使得改革和轉型面臨很大的掣肘，短期內也難以有很大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