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整體而言,我國工業產能過剩的程度并不十分嚴重。估測結果顯示,一是中國工業企業利潤率、盈利增速的走勢基本一致;二是2013以來,中國工業產能利用率約為78%-79%,顯示產能整體過剩,但并不十分嚴重。
就結構而言,我國部分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其中,電解鋁、電石、焦炭、水泥、平板玻璃、粗鋼、風電設備、光伏、造船,產能利用率低于70%,電解鋁、光伏兩個行業可能低于60%。產能利用屬于正常水平的行業有:煤炭、發電,產能利用率高于85%。產能利用狀況最好的行業是汽車,目前產能利用率超過95%。中國產能過剩的總體狀況是:整體情況好于市場傳言,結構問題甚于整體問題。
表2、中國部分行業的產能利用率(2009-2012)

我們傾向于認為,中國經濟在2018年之前將持續受到產能過剩的困擾。產能去化的進程有一系列棘手問題:一是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是否持續擴張,產能過剩在很大長度上,是中國現行的稅制,使地方政府有擴張產能,從生產和流轉環節獲得稅收資源的沖動。地方國企需要較為劇烈的兼并重組,甚至市場退出。二是央企以持續的加杠桿不斷擴張,也是產能利用率不高的原因,這從表象上可以歸結為央企在要素資源的獲得上,在市場準入上的行政優勢,其根本仍然在于政府尚未能對不同所有制的企業,采取競爭中立的姿態。三是產能去化依賴純粹的市場手段難以實現,例如巨型鋼鐵企業產能過剩的同時,以“廢鋼+電爐+污染”的小鋼廠在基層政府的縱容下,反而可能卷土重來。淘汰落后產能需要行政和市場力量的并舉。
中國甚至全球主要經濟體的產能過剩,都揭示出全球創新活力的不足。幾乎所有的投資者都愿意投入收益豐厚和產能不足的行業,而不是相反,但在現實世界中創新匱乏使得這樣的行業過于稀缺。創新的浪潮從大到小,大致可分為核心價值觀和文化認同的創新→制度創新→經濟理念創新→系統創新→產品創新→技術、品牌和營銷創新→加工制造創新。所謂核心價值觀和文化認同創新,決定了創新的源泉,人類文明至今,創新源泉并不豐裕,例如古希臘羅馬,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歐洲及其周邊不斷復制其文明自身,帶來創新的傳播。在此之下,衍生出制度創新,這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創新。例如11屆3中全會的創新性在于打破了僵化的價值觀,然后才能經濟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創新。此后是理念創新,理念創新是在制度許可的環境下,一場真正的頭腦風暴,例如基于軍事需求而重發的互聯網理念。在此理念下,才出現了覆蓋服務器、路由器、骨干網、終端和軟件等子系統和具體產品。產品創新往往先于技術創新并受制于技術創新。而加工制造環節的創新,則已處于創新的末端。在滿足一定質量要求的前提下,將加工制造成本減削至極限低,是中國企業的優勢創新能力。但這不足以支撐產品創新或系統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