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領域在技術方面風險投資可以進入，但如果大規模去做可能并不適合早期投資，因為這需要大量的錢，創業比較難一點，門檻比較高。”熊曉鴿同樣表達了自己的擔憂。
　　“其實，新能源領域在我國的發展目前還不能僅靠自下而上的投資推動。”李昂認為，在我國，目前階段公共資金應作為主導投資方起引領作用。“傳統的投資方式不適用于新能源投資，新能源需要政府補貼以及政策扶持，讓企業和其他投資商看到利益增長點，他們才會受到鼓勵，加入其中。當然，發展到最后，私人投資一定會做主角，這是任何行業的市場規律決定的。
　　投資的風險和信心
　　“我國新能源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形成產業化和規模化仍需一段時間。”河南農業大學農業部可再生能源重點實驗室研究人員武瑞娟曾表示。她分析新能源產業化的主要障礙包括：在經濟增速放緩、電力產能過剩加速的情況下，新能源發電消納不足日趨嚴重;新能源發電的補貼規模迅速擴大，導致資金拖欠,這在光伏發電領域尤為嚴重;新能源發電成本仍然過高，成本下降幅度將左右未來裝機規模。
　　“雖然風力和太陽能發電的前期投入是傳統煤電的數倍，但維護成本和運營成本的低廉是風能和太陽能的優勢。”李昂認為，只有當新能源價格和傳統能源價格趨平或更低時，新能源的產業化才具有現實意義。“如果把政策看成引導投資的風向標，完善明確的政策支持才是企業投資的信心和良好保證。”
　　除投入成本之外，技術風險也是投資者考慮的因素。武瑞娟曾在一份投資分析報告中指出，多元化是未來技術發展的方向，技術風險滲透于新能源生產原料、工藝、規模以及整個技術的成熟度等各個環節。
　　要降低新能源的成本和技術風險，唯有擴大市場。而我國目前的能源現狀是新能源所占能源比例僅有5%，市場狹小也阻礙了成本降低。銀河證券有文章分析指出，在政府積極鼓勵的政策大背景下，新能源發展中的實際問題若能得到有效解決，將有利于恢復投資者對行業投資價值的信心。同時，嚴峻的市場環境更加有利于行業整合和龍頭企業的勝出。
　　政府行動的同時，商界應該怎樣回應?作為利馬—巴黎行動綱領的重要內容，商業界的行動、呼吁和倡導是什么?綠色創新發展中心(iGDP)分析師總結企業應對氣候變化的各種承諾，將可以采取行動的內容概括如下：制定基于科學的企業減排目標，投資節能和可再生能源，引入企業內部碳價格，加強溫室氣體排放的審計匯報、披露制度，積極參與影響政府氣候變化的政策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