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大規模MIMO(Massive 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MIMO 可以在不增加帶寬或總發送功率耗損的情況下大幅增加系統的吞吐量及傳送距離，該技術在近幾年受到關注。現有 4G 網絡的 8 端口多用戶MIMO 不能滿足頻譜效率和能量效率的數量級提升需求，而大規模 MIMO 系統可以顯著提高頻譜效率和能量效率。
除此之外，還有毫米波通信、新型多址接入技術、多技術載波融合等關鍵技術。集中力量突破5G潛在關鍵技術，力求掌握更多的知識產權，進而推動我國5G通信設備和終端形成產業規模，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占據有利地位。
(三)堅持標準制定與產業“走出去”相結合
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的加速，世界各國的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的交流日益密切。作為信息化領域排頭兵的移動通信技術，更是呈現出各國間高度滲透和交互的態勢。眾所周知，我國移動通信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起步晚、底子薄。從1G到4G時代，我國移動通信經歷了旁觀、跟隨、追趕、并駕齊驅四個階段。一方面，在短短的20多年里，我國移動通信領域的技術、標準、硬件制造都取得了革命性的成果;另一方面，從產業角度來看，我國主導的TDD制式標準雖然在國內得到了快速發展，但是相比FDD制式標準，TDD產業的國際化進程不容樂觀。從3G、4G技術標準制定和產業推廣實踐來看，只有主導的標準成為國際主流才能真正使我國移動通信產業“走出去”，進而在國際市場實現主導技術標準的更大價值。因此，在5G研發進程中重視自主創新的同時，同樣也要積極開展國際合作，最終促成5G技術標準的統一。
在這個過程中，一是要理順自主創新和國際合作的關系。國際合作是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的外因，自主創新是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的內因，內因是發展的決定因素，要堅定支持自主研發不動搖。二是要積極做好專利儲備工作。擁有強大的專利儲備，不僅能夠幫助我國移動通信產業鏈各方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中占據主動位置，更能夠防御來自外國企業的“攻擊”。尤其是目前世界各地區對形成統一的5G標準有著強烈的共識，如果未來5G標準統一，那么哪個國家擁有更多的高質量專利，就意味著擁有更多絕對的產業話語權。三是要加大5G研發的開放性。利用IMT-2020(5G)推進組，與國際相關標準化機構(3GPP、IEEE等)，5G Forum、5G PPP、20B AH等國外5G研究組織開展多種形式的技術交流活動，共同參與并推動5G技術標準的研究和制定。
(四)促進產業鏈各方協同發展形成合力
搶占5G研發的制高點，其最終目的是讓我國未來的5G產業發展能夠取得先機。技術的創新研發是產業發展的基礎，但是要使技術應用產生規模化效應，必然需要相關產業鏈各方的參與和支持。在推進我國5G研發的進程中，一是要依托IMT-2020(5G)推進組為平臺整合國內產業力量。推進組包括了我國主要的電信運營商、設備終端制造商、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等機構，匯聚了我國移動通信業產學研用的主體力量。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推動和建立產學研用一體化的5G研發及應用產業體系，加強平臺中各參與者之間的互動，從而能夠有效加快5G的研發進度。二是盡早開展5G產業化布局。從我國3G和4G的技術研發、標準爭奪到最后的產業化進程來看，在標準爭奪后更加需要關注的是產業之爭。移動通信產業鏈涉及相關行業眾多，結構比較復雜，包含運營、系統設備制造、測試設備制造、終端制造、網絡優化、網絡管理等多個硬件、軟件及服務提供諸多參與主體，產業鏈各方的協同對于整個產業的持續健康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因此，在推進5G研發的同時，必須重視產業的提前布局，尤其是對于我國移動通信產業鏈中薄弱的環節，例如基帶芯片領域，一定要強化政府引導、加大研發力度，爭取在5G時代實現我國移動通信產業全產業鏈均衡健康發展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我國移動通信產業國際市場的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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