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的煉化企業只能從有進出口權的國企手里購買原油。由于地方煉油企業與擁有進出口權國企下屬的煉油廠存在競爭，地方煉油企業很難拿到價格合理的原油，不得不進口國外的燃料油、渣油。這類油成本高、油質差、污染處理難度大。這些擁有進出口權的國企還壟斷了成品油批發和零售渠道。政府有關方面對民營企業興辦加油站設置了較高的門檻。天然氣上游和流通環節的情況與石油基本相同。不同的是，一個城市一般只有一家燃氣公司，進入家庭的天然氣必須從這一家公司購買。
油氣從區塊獲得、進口開始，直到進入各家的油箱、廚房，大部分環節處于少數企業的壟斷經營之下。他們利用自己的壟斷地位，排斥競爭，獲取壟斷利潤。國家定價無法使價格反映和調節供求關系。
去年以來，有關部門積極放開油氣進出口權值得肯定，但還遠未實現公平準入。在全球油氣供大于求和價格走低的形勢下，國內油氣價格并未出現相應幅度的下降，油氣供應仍無法滿足國內需求的增長需要。
環境監管成效堪憂
目前，我國環境治理主要運用3個手段，即指標控制、項目審批、價格補貼，與傳統計劃經濟時期的管理方式非常相似。在市場化進程中，政府的這3種經濟管理手段都在進行改革，環境監管領域的改革相對滯后。
一是指標控制。“十一五”規劃中首次制定了3個節能減排約束性指標，“十二五”規劃增加到7個。這些年，節能環保部門把大量精力放在這幾個指標的分解下達、檢查落實上。這里涉及到如何對待政府制定的指標問題。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國家就對計劃體制進行了大幅度改革。計劃指標從原來的約束性指標，總體上轉變為預測性、指導性指標;新設的幾個節能環保指標則堅持了約束性，完不成就要對地方問責。計劃經濟時期制定和下達指標要經過幾上幾下、綜合平衡，分解下達節能環保約束性指標則主要靠公式，地方與中央討價還價的余地比較小。每個五年規劃中，節能環保約束性指標剛下達時，完成起來很難，但經過努力都能完成。這種相關主管部門自己定指標、自己下達、自己統計、自己考核，缺少第三方參與的指標控制方式是否客觀、公正、有效，還有待進一步驗證。
二是項目審批。環評報告審批、節能評估報告審批是各類建設項目的前置審批事項。對這兩個環節，有關部門把關很嚴，企業投入與耗時較長。環評和節能評估一旦通過，實際執行情況往往很難掌控，存在著“重前期審批，輕過程監管”的問題。
三是價格補貼。為了將企業經濟活動的外部成本內部化，世界各國采取的措施都是“誰污染，誰治理”，或者“污染者付費制度”。而我國則使用價格補貼作為治理排放的經濟手段，凡脫硫、脫硝的發電企業，國家上調上網電價和銷售電價，補貼其增加的成本。也就是說，企業污染，消費者付費。很多發電企業不按規定運行脫硫、脫硝設施，電價補貼就會變成利潤留在企業。消費者出了錢，實際減排效果卻未達預期。
應深化能源與環保體制改革
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對能源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改革開放以來，能源市場化改革在一些領域有所突破，但并未全面完成，總體上處在計劃與市場并存的雙重體制下。這是能源利用粗放、結構調整緩慢的重要原因。“體制霧霾”不除，大氣霧霾難消。能源市場化改革可以考慮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抓緊提出油氣全產業鏈市場化改革方案。改革應覆蓋油氣上下游各個環節：一是改革礦產資源管理體制，對尚未開發的石油、天然氣區塊以及頁巖氣、頁巖油等非常規油氣區塊進行招標出讓，價高者得，既可體現國家對資源的所有權，也可有效提高國內油氣的供給能力;二是改革流通體制，在油氣批發、零售、進出口環節放開準入，允許各類經營主體進入，這將有利于我們抓住這一輪全球油氣價格下降的機遇，加快能源結構調整的步伐;三是對油氣管網實行網運分離、放開競爭性業務的改革，對網絡運輸實行單獨定價、單獨核算。
第二，深化電力體制改革。我們應抓緊出臺電力體制改革方案，使電網退出單邊購買方的地位，真正實現發電方與用電方“多買多賣”的直接交易;同時，取消各地自行下達的發電量計劃，實行節能發電調度，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的要求，確保可再生能源無條件全部上網。
第三，統籌推進國企改革與能源行業改革。能源領域中，國有經濟的比重比較高，有的一個行業就幾家國企，比如電網、油氣、核電等，建議由國家發改委牽頭，財政、能源、國資等相關部門參與，研究提出將能源行業改革和能源國有企業改革相結合的綜合性方案。
第四，推進項目審批制度改革，建議下放大部分能源和重化工業的審批權限，促進重化工業中規模效益明顯的大項目上馬，通過競爭，以先進生產能力淘汰落后生產能力。在放開對競爭性業務管制的同時，政府應加強對電網、油氣管網的監管，促進他們第三方開放。
第五，改革節能環保監管方式，建議建設項目環評從“前置審批”改為“同步審批”，取消節能評估審批;政府對環境的監管從主要是事前審批轉到項目的全過程監管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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