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是否參與交易，這位負責人透露，企業的心態比較矛盾：不參加，可能就沒有發電權；參加，卻也無法獲得合理的收入。他透露，2015年下半年，寧夏電力公司已組織過兩次新能源外送競價交價，總計2億千瓦時，最終交易掛牌價僅為0.19元／千瓦時和0.24元／千瓦時，分別比寧夏的標桿電價0.2771元／千瓦時低了8.7分和3.7分。
他預計2016年新的競價并不會有利于新能源企業。果然，12月17日，他收到了一份《2016年西北送山東（銀東直流）大用戶直接交易公告》，在為這項交易召開的后續會議上，組織者動員新能源企業委托電網公司代理，以“0”標桿電價參與交易。這意味著，新能源企業讓出全部標桿電價，僅得國家補貼電價，才能獲得發電權。
這位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個政策在寧夏省內新能源企業中引起了強烈不滿，一位新能源公司老總直接在會議上公開朗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他連第幾號主席令、第幾章、第幾款這些都念了，我們不敢吱聲兒，就拼命給他鼓掌。”
利益分配問題
經濟下滑導致全社會用電需求減弱，無疑是2015年棄風率創紀錄的一個重要原因。
根據國家能源局1月18日發布的數據，2015年，中國全社會用電量55500億千瓦時，同比增長僅有0.5％，相較于2014年下滑3.3個百分點，并且成為1974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另據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于2015年12月發布的《2015年1-11月份電力工業運行簡況》，在棄風率較高的2015年11月，有11個省份全社會用電量增速為負，其中增速低于-5％的省份全部是風電資源富足的西北省份：甘肅（-10.7％）、新疆（-11.0％）、青海（-11.9％）和云南（-14.4％）。
在2015年年底國家電網公司發布的《國家電網2015年新能源運行消納情況》中，還將部分原因歸結為跨省跨區輸送通道能力不足的剛性約束。
這份消納情況直接列舉了甘肅省的情況：甘肅酒泉風電基地裝機規模已超過1200萬千瓦、太陽能發電近600萬千瓦，但用于支持這些電力外送的酒泉-湖南特高壓直流工程直至2015年5月方核準建設開工，預計2017年才能投產，外送通道建設滯后于發電設施2至3年。
在業內人士看來，這些都只是客觀原因。根本原因還是目前依然以計劃為主導的電力市場體制，以及中國電力市場尚未形成有序的競爭體制。
“首先，中國多年的計劃經濟延續至今，形成的一個意識和習慣是：優先保證火電的發電量；其次，由于新能源發電有一定的不確定性，比如風電，有風才能發電。”秦海巖說，“所以，目前形成的一個現象是，雖然《可再生能源法》規定了要優先保障可再生能源的發電上網，但各地政府和電網在做電量計劃時，只有火電的計劃電量，而沒有風電、光電等新能源的計劃電量。火電擁有了事實優先的地位。”
新能源發電量目前在全國總發電量中占比只有4％，在經濟增速強勁、全社會用電需求量大時，這種體制不會給新能源發電項目造成過大沖擊；可一旦出現經濟下滑、用電動力減弱，慣有的“?；痣?rdquo;意識，便會直接威脅新能源發電企業的經濟效益。
客觀地看，在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增長僅有0.5％的背景下，不只是風電企業的棄風限電率達到歷史新高，各類型發電企業的平均發電小時均出現了大幅下滑。
據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于2015年12月發布的《2015年1-11月份電力工業運行簡況》，全國風電設備平均利用小時數同比下降了74小時。然而全國火電設備的平均利用小時數同比下降得更多，達355小時，降幅比2014年同期擴大了94小時，在火電利用小時同比下降的28個省份中，下降最多的云南和福建甚至超過了900小時。
“火電企業的體量比較大，因此，地方政府首先要面對的是火電企業效益下滑的問題。火電企業同時還牽扯到相關行業的稅收、就業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穩定問題。”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專家表示，“也要看到，在大家都吃不飽的情況下，這是一個在錯誤的框架內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
寧夏的情況或許可以作為注腳。據媒體報道，為進一步拉動煤炭增長，寧夏地方政府促成神華寧煤集團與區內16家電力企業簽訂電煤合同，總量為2790萬噸。在一篇題為《寧夏經濟升級版的破局路徑》中，區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相關負責人介紹的經驗之一為：加大電煤合同兌現考核力度，確保區內電廠每天消化寧煤8萬噸。
但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超出了新能源企業的接受范圍。
《中國新聞周刊》獲得的一份云南省工業和信息化委員會下發的《2015年11月和12月風電火電清潔能源置換交易工作方案通知》顯示，云南省工信委要求：因火電企業經營困難，2015年11月、12月，風電場發電量要按一定置換比例，將風電企業的電費收入，按國家批復火電電價的60％支付給火電企業。
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處長李鵬的總結很直接。在2015北京國際風能大會的開幕講話中，他公開表示：風電消納“不是技術問題，更多是利益分配問題”。
2015年11月3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氣候變化巴黎大會上發表主旨演講中也表示：中國將實施優化產業結構，構建低碳能源體系，并將盡力達到203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0％左右。“雖然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但我們有信心和決心實現我們的承諾。”
在秦海巖看來，能否從制度上解決棄風、棄光的問題，是能否兌現這一承諾的關鍵環節。
事實上，棄風限電現象已經引起了國家層面的重視。李鵬在2015北京國際風能大會上公開表示：風電“十三五”規劃的重點不是裝機和并網目標，而是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并重點解決棄風限電問題；否則，裝機量增加，發電量不增長，將造成投資浪費，“整個行業的發展沒有意義”。
李鵬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稱，電力體制改革涉及方方面面，2015年棄風現象創歷史新高，原因也比較復雜，國家發展改革委正在研究解決辦法。
2015年12月31日，國家能源局起草下發了《可再生能源發電全額保障性收購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雖然尚在征求意見中，但一些條款已開始向新能源企業傾斜。比如：將可再生能源并網發電項目年發電量劃分為“保障性收購電量部分”和“市場交易電量部分”，各地電網要優先安排保障性收購部分，如因調度安排等原因導致沒有優先收購，要對可再生能源并網發電項目給予補償。
上述多家新能源企業表示，如這一管理辦法能夠落實，將有效緩解目前的困局。
據了解，目前各地新能源企業直接參與電量交易及風火電發電權交易政策，已被緊急叫停，但新的政策仍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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