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2015年，云南省要求風電補償火電，在11月、12月電量的40%中，風電企業每發一度電就要無償給火電企業0.21元。云南新能源行業緊急開會討論抵制措施。最終實行的是“棄水放火”。
云南：2015年，云南省要求風電補償火電，在11月、12月電量的40%中，風電企業每發一度電就要無償給火電企業0.21元。云南新能源行業緊急開會討論抵制措施。最終實行的是“棄水放火”。
新疆：2015年12月初，新疆電力調度控制中心下發通知，提出為保證供暖，新能源已無消納空間，未參與外送交易或替代交易的新能源場站暫停發電。
經過2022年冬奧會舉辦地崇禮，河北省張家口有一條美麗的“草原天路”，風力發電機是這條天路上獨特的點綴。作為一家央企風電部門的員工，齊曙最近在思考這個問題：如果2022年冬奧會上，讓外國人看到大風里不轉的風力發電機，是不是很尷尬?
設備正常的風電機組在風大時卻被迫暫停發電，這種現象稱為“棄風限電”。在電力需求下降的形勢下，中國的風電企業經歷了棄風最為嚴重的一年——據國家能源局公開消息，2015年平均棄風率達15%。而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風能專業委員會(以下簡稱風能專委會)稱，個別地區在特定時期更高達60%以上。一位央企新能源部門的高管激動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自己在這行工作二十多年了，當下的企業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
“以前的棄風都說是技術原因，2015年卻主要是地方政府的政策導致。”風能專委會秘書長秦海巖說，“我們寫過很多材料，但問題沒有改觀。”
風能專委會決定啟動中國可再生能源行業第一例集體法律維權行動，針對地方政府動用訴訟等多種法律手段，并于3月31日召集企業和媒體一起探討。
風電協會在研討會上表示，他們目前正采用法律手段解決棄風問題，希望通過這一告提醒地方政府和電力公司重視可再生能源法。他們下一步措施將會根據政府的回應做出相應的調整。目前協會已經申請了信息公開，向甘肅、新疆、云南的相關部門舉報棄風的違法行為。如果相關部門不予答復則會考慮走訴訟的流程。
一名新能源國企的代表談到：“去年我們在甘肅虧損了一億，我們有5千萬的交易電量，幾乎都是零電價交易的。如果不參加交易，就沒有電量。我們今年參與交易電量還要翻倍，但我們的運行小時數跟去年持平，今年肯定比去年虧損嚴重，目前就是量價齊跌的現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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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電救火
自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實施起，我國就實行可再生能源發電全額保障性收購制度，意味著風電等可再生能源發的電都應被電網收購。
但這項規定一直未能真正落地。經濟下行、電力需求低的2015年，一些地方政府甚至運用行政手段要求直接關停風電，或是要求風電補償火電。
新疆是直接關停風電為火電讓路。2015年12月初，新疆電力調度控制中心下發通知，提出為保證供暖，新能源已無消納空間，未參與外送交易或替代交易的新能源場站暫停發電。
云南因電網建設比較到位，枯水期風大，豐水期風小，可以實現“風水互補”，棄風較少。但在2015年，云南省要求風電補償火電。在省政府組織召開“研究緩解云南火電企業困難有關工作”會議后，云南省工信委于2015年11月20日下發通知，要求風電企業將部分收益支付給火電企業。根據此通知，在11月、12月電量的40%中，風電企業每發一度電就要無償給火電企業0.21元。
文件引起了企業的不滿，在云南的文件下發的第二天，云南新能源行業緊急開會討論抵制措施，達成了11條意見，反饋給工信委和云南省政府。最終，云南省工信委實行“棄水放火”，多安排了火電發電，風火置換比例下降。
但這僅是企業和政府的博弈，并未向媒體透露。“我們不輕易通過媒體發聲，地方就是政府說了算，我們就算是央企，也沒辦法和政府抗爭。”齊曙說。
上述高管也說，面對政府、電網，發電企業是相互競爭性的弱勢群體，拿法律武器保護自己，后面的日子就難過了。
除了風火置換，云南還有其他克扣可再生能源的土政策。例如2015年因為西電東送到廣東的標桿電價降低了2分錢，最終云南要求當地的風電、水電的上網電價一起降1分多錢來彌補損失。2016年，云南能源局又下發文件，要求風電企業將一定比例的利潤抽出，成立環保基金賬戶，由當地政府監管，花在當地環保事業上。
“火電企業是受到了影響，但不能靠可再生能源去救濟啊。”另一位風電企業的經理說，“鋼鐵行業那么悲催，也沒有見到犧牲另一個行業去救濟。何況風電發電占比只占全國發電總量3%，全部掐死，還是無濟于事。”
“這些都是違背可再生能源法的行為，我們很擔心各地效仿、愈演愈烈，違法成為常態了。”秦海巖說。因此，對于云南和新疆的政策，風能專委會表示將拿起法律武器抗衡。截至目前，協會已經完成向相關政府部門申請信息公開、依法舉報，并根據事態發展情況，采取進一步的行動，直至提起法律訴訟。
利益博弈
2010年，我國開始顯現棄風限電問題，此后棄風率逐年增長。據風能專委會介紹，2010年至2015年，棄風限電帶來的直接經濟損失約540億元。
雖然風力發電機常常在環保形象片中出現，長期以來，因為不穩定等因素，棄風限電常被歸因于技術原因。“電網都愿意用火電，比如居民家里燈泡閃一下，通過火電來調整更方便一點。”齊曙說。
風電預測準了，才便于電網調度。齊曙承認，我國風電的預測準確度和國外相比還有差距。
不過，多位受訪者表示，棄風的原因里，技術問題不是沒有，但最主要的還是利益的問題。上述高管給出了一個簡單的解釋：如果風電想增加上網，只要花錢給火電廠，讓火電廠減少上網電量即可。這說明棄風不是技術原因，而是利益沖突。
比如蒙西電網消納的可再生能源比例相對較高，只是因為“當地對可再生能源更為熱心，壓火電壓得多”。
秦海巖認為，棄風限電的實質是風電發展觸碰到了傳統電力市場的制度性安排。現有電力體制下，火電有主管部門制定的每年數千小時計劃電量，獲得了事實上的優先發電權。
幾大風電企業多是央企，前幾年在當地還有稅收減免政策。相較而言，地方不僅更希望火電多發電，還愿意上馬新火電來增加就業和拉動經濟。尤其是2014年底，火電項目審批權下放到省一級政府后，社會用電量增速放緩的情況下，火電卻在逆勢下擴容。
根據國家能源局發布的數據，6000千瓦及以上電廠發電設備中，2015年全國發電設備平均利用小時為3969小時，創1978年以來最低水平。其中，火電4329小時，亦為1978年以來最低水平。
火電有產能過剩的趨勢，我國風電裝機機組早已是世界第一，風能是否也產能過剩呢?
風電協會提供的數據顯示并非如此。截至2015年，我國風電僅占全國發電量的3%，距離中國在巴黎氣候談判大會上承諾的2020年、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和20%的目標還很遙遠。要履行該承諾，“十三五”期間，我國風電累計并網裝機容量至少還要提高七成。
保障小時數：解燃眉之困
減少棄風是一個陳舊又復雜的課題。自然資源保護協會高級顧問楊富強一口氣列出了缺乏規劃、輸送通道、可再生能源多渠道應用、能源互聯網甚至補貼有沒有足額發放等七條建議。
全額保障性收購則是一個理想，如果沒有配套的細則，理想則是空想。在可再生能源法實施十年后，2016年3月28日，發改委的《可再生能源發電全額保障性收購管理辦法》正式頒布，作為第一個細化了全額保障性收購的辦法，被認為解了“棄風棄光”的燃眉之急。
作為該辦法出臺的見證者，秦海巖激動地連夜撰寫了解讀：“首次提出保障性收購電量和市場交易電量的劃分：通過計劃方式優先安排一部分保障性發電量，超出保障性范圍的發電量參與市場交易。”
優先安排一部分保障性發電量，看上去似乎是給全額收購打了折，但秦海巖認為，全額收購在當前形勢下很難做到。該辦法中的保障電量如何確定非常關鍵，如果按照企業年利率8%計算，企業不會虧本，才可能進一步投資收益。3月31日的風電研討會上，有企業表示很支持這一制度，希望國家盡快出臺分地區的保障小時數。
超出保障性范圍的發電量參與市場交易則是刺激可再生能源企業發揮邊際成本低的優勢，通過市場競爭，促進可再生能源電力多發滿發。在競爭的情況下，因為有國家補貼，風電企業可以零電價甚至負電價上網。
實際上，低電價的競爭情況在2015年，甘肅省讓新能源企業和用電戶直接交易以及替代企業自備電廠來發電時即已出現。
甘肅新能源裝機機組已達到四成，已超過本地消納能力，甘肅能源監管辦市場監管處處長金濤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根據國家的政策，2015年甘肅共完成新能源企業替代自備電廠電量16.5億千瓦時，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新能源消納矛盾。2016年也已簽訂完成20.3億千瓦時電量合同。“我們作為能源局派出的監管機構，沒有自己的利益，職責是維護市場健康發展。”金濤說，“為了消納風電，而不是不給企業活路。蛋糕現在縮小了，我們只能做大蛋糕。”
但這個蛋糕依舊不足夠大，風電企業顯得非常吃力。“我只有一個饃，自己都吃不飽，還要掰出半個去競爭。”一家在甘肅有業務的風電企業經理說，“有了保障小時數，則是吃飽了喝足了再去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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