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農村接觸可再生能源
　　真正令石定寰感到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大有可為的一個事件，是聯合國新能源全球大會。
　　自1973 年石油價格開始上漲起（第一次石油危機），能源問題便日益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很多國家提出應著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作為未來長遠發展的替代能源。為了推進該領域發展，1981 年8 月10 日至21 日，聯合國主持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召開了研究能源問題的大型國際會議。這是聯合國第一次召開新能源全球大會。時任國家科委常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的武衡帶隊參加大會，并發表了宣言。此次大會掀起了世界第一次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高潮。
　　事實上，我國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利用，最初是從農村、牧場等不便通電、缺乏礦石能源的地區興起的。
　　“我們在能源政策研究里，專門有一章節研究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農村能源發展。城市能源主要是商品能源，但當時廣大農村缺少商品能源供應，農民的能源都是靠秸稈。當時無電農村人口上千萬，無電戶占人口比例很高。解決農村能源問題是一項重要任務。當時我們　　起步研究新能源發展政策。”石定寰在談到自己最初接觸可再生能源的經歷時說。他和同事們曾組織了很多部門到河南周口考察農村用能問題，之后，進一步向國務院提出建議，加強農村能源建設，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逐步促進農村能源建設。并提出在農委中設立農村能源局，加強農村能源工作。此項建議得到時任農委主任萬里的批準，并最終建立了農村能源局，推動了農村能源建設。
　　在能源研究會1979 年至1981 年間的能源政策研究基礎上，石定寰等人向中央提出了中國能源政策13 條建議。其中一條就是大力發展和解決農村能源、邊遠地區能源，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后來國務院專門建立了農村能源和新能源領導小組，并提出了“因地制宜，多能互補，綜合利用，講求時效” 4 句話。
　　“根據不同地區資源條件，發展多種形式能源。一種能源不能解決當地能源問題，風、光等多能互補解決。生物質能除了產生沼氣、發電之外，還可以作為炊事用，沼渣作為農村有機肥料。要講究效率，取得好的效益。開始國家有一些政策補貼，長遠來講，需要有效益。”在談到這“四句話”時，石定寰解釋道，“我們對農村能源提出了‘遠近結合’的方針，遠有前景，近有實效。既看到長遠前景，做長期的研究工作，更要立足當前，注重時效。”
　　因此，在改革開放初期，針對我國現實國力，主管部門實事求是地提出了發展目標，并開展了一系列有利于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工作。其中包括在農村建立示范項目、示范村、示范大隊等。我國也很重視國際合作，陸續與發達國家簽訂了合作協議。“例如1979 年與德國簽訂合作協議，第一批合作項目就是能源合作項目，在北京大興建立了一個新能源示范村。通過國家科委和北京市政府的支持，新能源示范村成功建成。這個項目從德國引進了很多技術，例如真空管熱水器、沼氣、小型風電機組、太陽房技術等等，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后來成立了北京太陽能研究所（北太所）主要負責此項目，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建立了自主的太陽能熱利用技術。
　　引導新能源最初的科研
在世界博覽會的歷史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并屢被提及的，除2010 年的上海世博會，便是1982 年5 月1 日至10 月31 日的美國田納西世博會。那次以“能源——世界的原動力”為口號的大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參加的世博會。由于中國的參展，來自各國的參觀人士排了很長隊，除對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的向往外，“人們也很關心世界能源怎樣向未來新能源時代發展。我們送去了最早的新能源產品，我記得送展的是太陽能龍船，有中國民族特色，動力采用了太陽能。另外還有農村使用的太陽灶，在沼氣、小水電方面的技術應用。”石定寰對那次大會記憶猶新。
　　除參加世博會外，那兩年石定寰還組織了水利、太陽能方面的專家, 與國家科委的林漢雄局長一同去西藏進行了考察，目的是了解當地的地熱利用。這是他第一次接觸西藏的自然生態。由于西藏既沒有大規模煤礦，也沒有石油、天然氣，富饒的是地熱、太陽能。“考察歸來后，林漢雄局長提議，給胡耀邦寫了建議，提出在西藏發展水電、地熱、太陽能和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想法。”
　　1983 年， 國家科委第一次制定、實施“六五”計劃時，將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開發納入國家攻關計劃。“六五”攻關計劃是中國第一個科技攻關計劃, 自1983 年開始切實執行，實際運作時間只有3 年。
　　如今來看，當時我國新能源的產業規模非常小。光伏方面，只有開封、寧波和昆明等地有兩三家很小的企業，生產規模都不到1 兆瓦。風力發電也是處在發展的初期階段，“六五科技攻關安排的是圍繞內蒙古所需風力發電。當時時間、技術有限，缺少人才，攻關的是幾十瓦的微小型風電機組。我們組織了很多大型企業，包括軍工企業參加攻關，取得了突破性成果。這是我國最早開始的攻關項目。”石定寰說。在生物質能方面，主要是農村小型戶用沼氣逐漸形成了商品化、產業化的生產。
　　“六五”期間我國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領域安排的資金只有300 萬元。也正是這300萬，啟動了我國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最初的研究工作。
　　“不過，“七五”期間經費就明顯增加，達到了上千萬。“七五”到“九五”期間，國家在新能源方面投入了近1 億元資金，做新能源
的單位也明顯增加了。其中“七五”期間做的規劃較為成功。成功之處在于不但進行了規劃，還研究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石定寰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