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標體制或將降低風電光伏成本價格

　　
　　為何招標價格下降得如此之快?即使招標的價格不反映長期成本，那么動態來看，這一招標價格短期內的大幅度下降仍舊是需要理解的。筆者的一個簡單但是無用的答案是：還不十分確定。但是，我們仍舊可以就可能性做一個猜測性的分析。
　　
　　德國2017年的三次招標，中標平均價格下降了30%。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參與者的不同、參與者對于風險理解的變化，以及一些操作性因素。其中，大量參與并且最終主要中標的“社區能源實體”，具有與商業企業明顯不同的決策特點與對未來的風險、預期的理解，可能是造成這種價格變化的重要原因。這方面，無疑需要一個更高分辨率的后續分析。
　　
　　而具體到墨西哥的情況，優越的自然資源(資源量超過2000小時)，大企業的介入，資本成本低是與之前所有低價項目共同的特點。其中，對于資本更加密集(沒有燃料成本)的可再生能源，資本成本的高低，對項目的長期平均成本具有顯著的影響。國際能源署的計算顯示，對光伏發電，加權平均資本(自由資金收益率+貸款利息)成本從4.5%升至9%，其平均成本將提高50%。反之，如果能夠獲得幾乎零成本的融資，那么其項目成本可以再下降一半。
　　
　　資本成本偏高，恰恰也是我國的可再生能源成本仍舊無法釋放降價潛力的主要原因。這在國內與土地成本、其他交易費用，通常稱之為“非技術成本”。這部分成本如何降低，是一個涉及到綠色投融資，以及更廣闊的金融部門的問題，其難度似乎一點不比能源領域的問題小。
　　
　　我國是否再次走向招標制
　　
　　在我國的風電光伏分地區標桿電價出臺之前，我國曾經開展過若干特許權風電與光伏招標項目，為明晰當時的可再生能源成本提供了信息參考。但是，光伏招標前兩輪被認為中標價格過低。比如2010年的光伏發電站特許權招標，最低的中標價由黃河上游水電項目開出，為0.73元/千瓦時;而280MW的13個項目中標價無一例外均低于1元/千瓦時，多數價格在0.82-0.91元/千瓦時區間。同時，這些招標項目，到2011年8月，仍舊有過半項目尚未開工。
　　
　　這種情況下，國家發改委2011年7月頒布光伏發電固定電價政策，大體按照1元-1.5元/千瓦時的水平設定了標桿電價，而取消了招標制的角色。
　　
　　過去幾年，這一標桿電價水平有所降低，目前對于資源豐富地區已經下探到0.5元/千瓦時的區間。而從2016年開始，我國陸續開展了幾輪 “光伏領跑者”招標，中標價格相比同期光伏標桿電價出現了比較明顯的下降。2017年的三次招標中，第二次出現了0.5-0.6元左右的報價，第三次出現了0.3元的跡象。
　　
　　未來，這一招標體系，輔以更加合理的中標規則設計，是否需要成為整個風電光伏產業的基本形態，順應國際潮流還是逆潮流而動(逆潮流而動并不必然意味著錯誤)，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公共政策問題，也為設備廠商、開發商所關注。
　　
　　招標無疑是細節導向的，如何設計?這其中存在諸多的選擇問題，包括：招標的價格是容量(kW)還是發電量(kWh)?招標的價格是Pay as bid還是統一出清，是基于市場電價的溢價還是固定電價本身?招標是否限制業主與項目的大小規模?是否技術中性還是對特定技術招標?統一招標的地理區域如何?
　　
　　需要做出選擇的問題還包括：如何體現用電價值信號?發電成本并不等于最終用電成本，資源好的地方，其用電需求不大增長不快的話，那么新增的電力供應意味著極低的“市場價值”，這是造成我國過去棄風限電的一個重要因素。
　　
　　此外，招標確定的長期合同的期限的問題也需要選擇。比如我國最初的特許權招標項目，設定的是30000小時執行優惠電價。如果這一規則得到認真執行，那么棄風造成的損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減少。因為棄風可以通過更長年份的支持找回來。最后，違約責任如何設定?如果到期完不成或者拖延了相應的項目，那么處罰條款如何?
　　
　　這些選擇問題，都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投標者的風險偏好與預期收益，對其投標行為造成顯著影響，從而實現不同政策偏好目的的招標結果。
　　
　　所以，是否要推行招標制，從政策設計的角度，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的政策目標是什么，最看重什么?是需要抑制“過量”的裝機，是取得更低的可再生能源發展成本，是保護制造業的發展，是放棄對中標項目100%建成的追求，還是其他?
　　
　　招標體制或將降低風電光伏成本價格
　　
　　目標決定招標的設計要素。它們之間，盡管可能并不完全沖突，但是對某個因素的特別強調，無疑需要體現在更加清晰明確的招標規則設計上，也往往會損失其他目標的實現程度。技術中性、純的價格招標意味著最低成本，也最大程度減少了自由量裁與操作性風險。但是無疑，它對于技術創新目的不會有貢獻，并且大大增加了招標項目無法完成的風險，從而對制造業的持續創新形成壓力。
　　
　　目前來看，我國的招標現在似乎跑到了另外一端。從招標規則看，“領跑者”項目評優要求參考多項因素，各基地通過競爭性比選的方式，考慮企業投資能力、業績水平、技術先進性、技術方案、企業申報電價等因素進行優選，最終選出綜合實力較優的投資企業。這種標準的模糊性，相比于純價格為基礎招標，無論是“Pay as bid”, 或者統一出清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與自由量裁成分，屬于多標準招標，但是關鍵問題是：這些標準往往并不足夠清晰，是一種對招標規則不必要的復雜化。招標規則的設計是很專業的內容，但是規則的復雜性絕對不應該等于規則的模糊性，去依賴于專家的主觀判斷。
　　
　　結語
　　
　　波動性可再生能源，特別是風電與光伏用于發電目的，目前已經處在一個十字路口。其長期的發電成本已經日益與傳統能源處于同一區間，甚至開始優于一些長期成本看漲的電源形式，比如核電與水電。
　　
　　但是，普遍的認為是：與其發展密切相關的電力市場規則的必要變化、系統平衡的靈活性資源與充足性、新的能源技術與形態等，卻仍舊處于初步的變化當中。未來對于可再生能源的關注，將不是可再生能源本身，而是與可再生能源相關的這些配套的市場、技術、體制與監管。而這些，也將決定可再生能源的最終未來，以及其在能源系統與氣候減排中的作用與角色。
　　
　　招標體系對于降低可再生能源發展成本的作用，已經顯示在越來越多的地區。在我國未來是否全面推行招標體制，需要進一步探討。清晰、以經濟變量為基礎的、審慎的招標規則設計，體現可再生能源發展政策目標，是推行招標體制，繼續支持可再生能源可持續發展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