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權杖交給同行16年的老戰友Svend Sigaard。后者僅執掌帥印兩年，于2005年正式離職。
盡管Sigaard否認離職是因為激烈的市場競爭，但不可否認的是，維斯塔斯全球市場份額比前一年下降了約6個百分點。
不過，幸運的是，離職讓Sigaard避開了維斯塔斯的中國“滑鐵盧”。
中國“滑鐵盧”
維斯塔斯2005年財報對中國市場充滿樂觀。
在財報中，這家風電巨頭特別提到當年3月中國政府通過的《可再生能源法》。“中國政府聲稱，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要占總發電量的10%。”
這是Engel上任后的第一個財年。在這位初入風電行業就坐上頭把交椅的新掌門人眼里，世界形勢一片大好。
兩年前，伊拉克戰爭爆發，導致第三次石油危機。油價飆升帶來的能源危機，推動可再生能源快步走上歷史舞臺。
在石油危機的陰霾下，2005年生效的《京都議定書》被賦予新的意義。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承受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巨大壓力。一場能源變革席卷全球。
風口之上，Engel喊出“風能、石油和天然氣”的口號，他希望風能成為與石油、天然氣并肩的主流能源。
與此同時，作為當時全球二氧化碳第二大排放國，中國希望在清潔能源革命中搶占先機，《可再生能源法》應運而生。
但維斯塔斯在2005年財報中隱去了一條關鍵信息。當時，中國政府還出臺另一項政策，要求風電設備國產化率要達到70%以上。
嗅覺靈敏的資本瘋狂涌入這個新興行業。尉文淵、韓俊良、張雷、張傳衛等未來風電行業風云人物紛紛加入戰局。
早期中國風電市場瘋狂而野蠻。不僅是維斯塔斯，中國本土頭號選手金風科技也遭遇“閃電”襲擊，挑戰者來自華銳風電創始人韓俊良。
彼時，中國主流機型是750KW。韓俊良卻毅然從德國Furlander公司引進1.5MW機組生產技術，主攻兆瓦級風電市場。
韓俊良把中國風電市場拖進大風機時代，但維斯塔斯還在力推850KW的小機組。事實證明，利潤空間更大的兆瓦級風機，更符合下游中國五大風電集團的胃口。
“維斯塔斯的這種做法，是在向中國市場銷售其已在歐洲市場上淘汰了的產品，這是一種低估市場及其競爭對手的行為。”當時的中國同行就已表達不滿。
但Engel不承認在中國戰略上的失誤。
直到他離職前的2012年，維斯塔斯關停了設立僅四年的呼和浩特工廠，兩款千瓦級機組同時停產。
等維斯塔斯準備重回舞臺中央時，中國市場早已被瓜分。
當面對董事會時，中國的政策壁壘或許為Engel提供充足的辯解理由。但面對中國本土公司削骨般的價格戰時，“大象”維斯塔斯毫無招架之力。
掀起風機價格戰的正是韓俊良。
2008年6月，甘肅酒泉380萬千瓦風機項目開標，華銳風電憑借低價拿下180萬千瓦的訂單。這樣大份額的訂單在此后多次特許權招標中屢屢上演。
價格戰中，維斯塔斯等外資巨頭仍堅守技術和質量取勝的競爭之道，但中國市場更崇尚性價比。
手機瀏覽網
